深圳万兴伟业集团记账报税农村土地市场化改革拉动增长潜能大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中提出，要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改革。

　　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

　　虽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改革进程已持续40多年，但是，农村中还积累着大量剩余人口和剩余劳动力。2019年如按照常住人口城市水平60%看，比同样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低了15个百分点，剩余规模为2.1亿人，如果按照户籍城市化44%计算，剩余规模更达到4.34亿人。农业增加值占GDP的7%，就业劳动力却高达25%，按照同发展阶段比率最高也不应当超过13%，也剩余9000万劳动力；即使按照2019年每一农业劳动力收入为外出务工收入的2/3计，农业劳动力有2700万人也足够了，还剩余1.63亿人。

　　这是一种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一个农村和农业社会的人口，在其一生中能够城市化有他的年龄窗口期。假设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在一个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场景中，他越能够在最佳的年龄窗口期内市民化。但是，如果其使用的土地，因不能由市场机制配置有粘性而不能退出；其子女不能在城镇无障碍地就学；在不能市场配置土地资产场景下，其没有家庭积累或退出形成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和土地资本化收入，因此也就丧失了一部分能够进入城镇的经济能力；加上土地和住宅供给体制造成城镇房价和房租水平高于其能够城市化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更形成其市民化长期固定居住的高门槛。

　　这种非市场化的体制扭曲，一方面提高了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各种成本，也增加了城镇企业用工成本（如房价房租上涨、年度间“钟摆式流动”和一生的“青出老回”）。

　　我们需要仔细观察的是，农村剩余人口，如果在他最佳年龄机遇期内，因种种原因未能城市化，年纪越大，就越难以城市化。我曾经将其定义为错过城市化人口。粗略地计算，农村8亿户籍人口中，外出务工的主要是年轻人，常住人口中45岁到65岁人口，我觉得规模可能在2.5亿人左右。

　　人口流动的体制成本，使城镇企业更多地通过技术和资本替代这种本来可以及时供给的剩余劳动力。而智能制造技术的追赶和线上新经济的发展，分别替代了工业和服务业领域的劳动力。也就是说，体制加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的成本，而技术和资本对人力资本含量不高劳动力的替代，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造成了挤出。

　　现在农民工工资要比城镇职工工资水平低一半，差距在拉大。按二元经济转型的道理，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巨大，向城市转移速度理应加快。但实际上其转移速度越来越慢，从最高时2011年的5.6%下降到了2019年的0.8%。

　　传统二元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失效

　　一方面，一些学者可能因为没有看到中国这种农村劳动力的体制性剩余，而认为城市化水平低和农业劳动力就业比率高，城乡收入差距大，还有刘易斯二元经济转型的经济增长动力，中国经济还会高增长若干年；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后，可以用教育等形成的人力资本红利进行替代，可以用智能制造替代，可以网络、平台和线上等数字新经济替代，需要从生产率方面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然而，农村中2.5亿左右45岁到65岁的劳动力人口，要通过教育大幅度增加他们人力资本含量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这种可能性，教育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需要较长时间，一是他们的人力资本含量假如能够大幅度提高，其知识水平可以适应新经济了，可以从生产率方面贡献产出了，其年龄也到退出劳动的时间了；二是我们亟需的是在未来如何将逐年下行的经济增长稳住，在未来的十五年中将经济增长速度支撑住，而增加人力资本又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远水解不了近渴。

　　任何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两方面共同推动其增长。国民经济首要的问题是，从2019年的数据看，工业品产能过剩12万亿元，其中消费品过剩6万亿元。持续的过剩，导致了经济增速下行。从城乡居民对工业化红利的分享水平看，城镇居民对许多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较小，而农村居民还很大。他们还有大量购买消费品的愿望。但是从“居民收入—消费支出—需求不足”的卡脖子问题看，农村5.6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太低，其中45到65岁的2.5亿左右体制性剩余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创业、财产和资本等收入水平太低，消费需求的支付能力低下。他们无法与数字要素、网线平台、智能制造一同创造财富，也就无法获得这方面的收入，即无法参与创造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而且前面也已经论述，虽然道理上讲还可以转移到能够获得较高收入的城市中。但是，从人力资本含量、年龄条件和经济能力看，他们已经成为进入不了城市，不能成为市民的错过城市化人口；而城市的技术进步也在挤出他们。新经济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但是巨额人口不能参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其低收入不能购买平衡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经济怎么能够均衡增长呢？

　　农村体制性剩余土地规模巨大

　　根据墨西哥1993年耕地配置市场化改革后的效果看，由于劳动力/耕地比下降，以及生产规模化，农业收益提高，使耕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减少，改革后产量提高了13%。中国目前的问题是，劳动力/耕地比太高，生产规模化程度不够，土地撂荒和糊弄种地面积较多。以墨西哥改革前后的经验估算，中国目前农村中体制净剩余耕地达2.6亿亩。

　　农村体制性剩余宅基地规模在6000到9500万亩之间。我们从不同角度计算，农村宅基地面积约1.7亿亩，如果8亿农村户籍人口每个家庭3.7人，近2.2亿户家庭，每户宅基地为0.5亩，住宅用地为1.1亿亩，宅基地剩余6000万亩；如果人口迁移没有体制扭曲，2.9亿外出务工农民中最保守有80%能够市民化在城镇居住，则只需要7500万亩左右宅基地，剩余宅基地9500万亩。

　　农村体制性其他建设剩余用地7500万亩。农村中还有1.5亿亩左右的其他建设用地，大部分是1978年后乡镇企业发展占地而形成。21世纪第一个10年，对散乱小污乡镇企业进行整顿，其中一些被关停；21世纪第二个10年，对农村用地加强了用途和规划方面的管理，生态环境要求也越来越严，未经审批的不能随意建设，违章建设的予以拆除。加上农村用地过去大部分是工业用地，而制造业不景气，也使闲置的建设用地增多。因此，保守估计，农村其他建设用地的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

　　这种土地的体制性过剩，只有土地要素和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来解决。短缺往往是设立计划经济体制的理由，但是计划则使短缺程度更加严重。计划配置土地场景下，土地没有价格，不反映投入和产出的损失；禁止其交易，又不能使闲置和浪费的土地，通过价格、销售和利润机制的调节，配置到能够充分被利用并有理想产出的经济领域。而计划调节导致土地要素、资源和产品短缺的同时，又造成了土地要素和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即土地的体制性过剩。东欧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名著《短缺经济学》，论述的就是计划造成经济短缺的机理；而曾经有关国家实践过多次的粮食种植、采购和供应计划（包括定量供应和粮票）并没有解决计划经济各国粮食短缺难题，甚至造成过饥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最大增长潜能将来自农村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

　　中国紧迫应对和长期发展过程中，需要有一种改革，同时满足宏观经济运行和增长的五个目标：

　　一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需求能力，平衡工业生产过剩；二是根据中国农村巨额的错过城市化人口，寻求在农村、小城镇和城郊等利用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三是在未来的15年中，做这样的大事——只要农村土地体制改革了，土地与剩余劳动力相组合，就能够获得实实在在和基本可以确定的经济增长新潜能；四是可以通过改革形成的土地资产，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债务扩大提供信用保证，把债务链断裂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五是通过改革，形成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的货币投放之锚，使国民经济在金融和国民经济体系尽可能安全的状况下增长。唯有土地市场化改革，才有这样的功能。

　　未来15年劳动力要素投入年均负增长1%以上，可能影响GDP年均负增长0.5%，而配置改善年均可能0.7%的增长率，正负相抵后未来年均可能0.2%左右。然而，用新的二元体制要素向一元市场化转型的模式模拟，农村非市场化劳动向市场化劳动转型时，其配置改善的增长弹性较大。然而，农村要素组合的必要条件是土地非市场化配置向土地市场化配置转型。数亿体制性剩余劳动力和数亿亩体制性剩余土地市场化改革相结合，使得未来15年中国新经济增长潜能的60%到70%，来自于农村非市场化劳动与非市场化土地向市场化的改革和转型。

　　从走社会主义道路看，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土地的国有和集体所有不变；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资源的配置由市场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完美结合。而农村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就是用市场化的体制，调动亿万农村错过城市化人口就业创业积极性，使闲置在农村的巨额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要素得到充分的利用；就是用市场化机制，调节农村闲置和低利用的耕地、宅地和其他建设用地等配置改善，成为投入产出的有效生产要素。

　　我们需要限定仅一处宅基地情况下的土地买卖，还要防止投资去炒卖农村房地产。但是，需要将农村的土地，从生活和生产资料，通过市场化改革成为要素和资产，使其成为农村农民的生活财富和创业之本；在坚持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的使用财产权可以市场化配置，使其具有抵押融资、吸引投资、耕地规模、进城退出、下乡置换、以地创业、获得收入等功能，放开放活，促进农村居民就业、创业和置业，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和疏通国民经济需求内循环，实现未来15年国民经济的良性、稳定、安全和中高速增长。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